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枷号是一种较轻的刑罚，就是戴枷示众。曹家人并没有被流放，也没人被变卖为奴。反倒是曹寅的大舅子李煦比较惨，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正月，李家被抄，官职被免，除了老婆孩子，其余亲属和家人全部被变卖为奴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李煦又被查出与八爷党有勾结，他曾为允禩买过五个侍女，因而被定为奸党，七十多岁的李煦被流放到牲乌拉（吉林北部），两年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。

说曹家卷入雍正夺嫡的政治风波这中，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将曹家与李家扯到了一起。但从处理结果来看，李家显然是按政治罪处理的，而曹家则是按经济罪论处的。

那么曹家在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？

曹家从曹寅开始，三代四人连任江宁（今南京）织造，前后共计五十八年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更是备受康熙宠信。曹家怎么会有经济问题呢？

说出来，没人信，江宁织造在当时是个肥缺，曹家在这个职位怎么可能捞不到钱呢？怎么可能有亏空呢？

说起来，江宁织造并不是政府的官员。清朝有两套官员体系，一套是朝廷的官员，中央有内阁六部，地方有省道州县；另一套是内务府，属于皇帝的私人官僚系统，替皇帝办理各种宫廷内务。

所以，曹寅尽管手下有几千名工匠，但他的工资并不高，每年只有105两。这点钱哪够曹家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呢？而且，逢年过节还要送礼，平时还有应酬，那么是不是说，曹家因为家庭开支而挪用了公款才造成的亏空呢？

做生意都有风险，一旦出了问题，曹家还有后路，那就是向户部借钱，而且连利息都不用付。此外，康熙还让曹家代管了大运河上的钞关，就是运河通行的收费站，从中捞油水真是不要太方便。

可见，曹寅虽然工资低，但发财的渠道还是挺多的。但为何最后还是有亏空呢？这就涉及到了曹寅在江南的另一项使命。除了当织造，他还负责笼络江南的著名遗民，做着统战工作，不定时地向康熙密报江南的各种情况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康熙在江南的统战特使和眼线。

清朝初年，清政府在北方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但在南方并不稳固。江南经济发达，是国家缴税的主力军，同时文化教育也很发达，科举考试中的江南人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。

但是，江南却是抗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，吴三桂、郑成功都在南边，南方的汉人也是清政府最不放心的。对于多尔衮下发的剃头令，江南人民奋起反抗，曾付出了血的代价。劫难过后，不少知识精英分子都选择了避世，或隐居或出家，就是不愿和清政府合作，史学家称这些人为明朝的“遗民”。

只要他们愿意来，基本都会录取，录取以后就让他们去修明史。意思就是给你碗愿意吃的饭，你归顺我就好了，复兴明朝那是没指望了，也就是让他们认为，这是天命所归。

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开始，织造改制，由原来的三年一换，改为专差久任。康熙这一改意味深长，他需要一个长期驻江南的耳目，但一个人要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长期驻扎在那里。

江南地区有很多不稳定因素，曹寅就是康熙选定的耳目。那么为什么是曹寅呢？原因有三：

其一，曹家和康熙真的有关系。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妻子孙氏，曾做过康熙帝的奶妈，这是他们祖上的关系。

其二，有了上一层的关系，曹寅与康熙就成了奶兄弟，曹寅还因此做了康熙的侍卫，两人是有私交的。

其三，清代皇子按照制度，由八名奶妈、八个保姆负责照顾，一般由包衣充任，那么在这么多汉人包衣中，与皇帝称得上是奶兄弟的人又何止曹寅一个呢？主要还是得益于曹寅本人的才德。

曹寅认识很多明朝的遗民，据红学家朱淡文先生考证，说曹寅不是嫡出，而是庶出，其生母姓顾，是江苏昆山人，顾氏在明末是昆山的世家大族，和顾炎武是同族。曹寅有个族舅顾景星，就是明末著名的文人，和很多汉族的精英都有来往。

历史学家韦庆远先生说，在现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康熙朝的密折3119件，曹寅父子、李煦所上的折子就有619年，占到了总数的五分之一，由此可见，曹李两家作为康熙的密探成就非凡。

其中最大的功绩莫过于捉拿明朝流落民间的朱三太子朱慈焕，崇祯皇帝在上吊前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民间，其中朱三太子一直没有抓到。原来他化名“王世元”躲在了浙江，娶了四个老婆，还育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他的身份终于暴露了，但官府还是没抓到他，只抓到了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，而妻女六人全都自杀了。

如此一来，曹寅用到钱的地方就更多了，除了负责织布，自己做生意，还要搞交际应酬，搞文化统战，打听各类消息。再加上，他是皇家的奴才，除了康熙用他，其他皇子也常使唤他，伸手向他要钱也是有的，所以，曹家的钱一直很紧张。

对于这些事儿，康熙也心知肚明，为了缓解曹家的压力，康熙又让曹寅和李煦兼任了两淮巡盐御使，意思就是让他们用盐税来补贴织造造成的亏空。

按理说，康熙帝时不时地给曹家弄差事做，又担心他们赚不到钱，不断给予帮助，那么，曹家最后为何还是有很大的亏空呢？

说到底，都是康熙的问题。

康熙南巡花费巨大

康熙到晚年的时候爱凑热闹，想要南巡，他一生六次南巡，曹寅就接驾了四次。康熙的每次出巡都花费巨大，要建行宫，沿途要搭台棚、牌坊、戏台，随行人员的开销也要由织造负责。那么这笔钱曹家从哪里来呢？

这么大笔的开销，只能从国库“偷”。曹李二人不是兼任了巡盐御史吗？这的确是个肥差，盐税是仅次田赋的重要财政收入，有时要占到总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
曹李二人兼任的两淮巡盐御使，是两淮地区的最高盐务专官，主要负责监督盐引的发放、缉捕私盐贩子。清政府的盐政采用的是“官督商销”制度，就是政府不负责食盐的生产、运输和销售，而是将这些事让盐商去做，政府只负责向盐商发放盐业许可证，也就是盐引。

除此之外，盐税可以在正税之外征收杂税，比起织造和钞关的油水更大。但曹寅这个人还算是个有良心的官员，他不愿意过度剥削人民，因此还向康熙上书，希望改革盐政，免除不应加的杂税，以弥补亏空。

据史料记载，曹寅在扬州的盐商中，口碑还是不错的。但口碑再好，皇帝要用钱，又不愿从国库出，钱从哪里来，也只能是由他到处搜刮民财。

那么康熙南巡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自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起，曹李二人每年可从这一肥差上获得余银55万两，除去21万两要划拨给织造署，至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七年左右的时间，曹李二人至少可得余银180万两。

按理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，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接驾费，到最后两淮盐政造成的亏空高达137万两，这其中还包括挪用的正税款项，这笔债务成了曹寅后半生的噩梦。

曹寅的晚年，一直在想办法弥补亏空，但这个问题还是引起不少官员的注意。两江总督噶礼就曾上书弹劾曹、李二人，但对于此事，康熙心知肚明，并竭力维护了他们二人，私下叮嘱二人尽快把亏空补上。

曹寅也想补，但他也很委屈，这大笔的花销又不是自己用的，曹家为此也背了不少私债，又找谁要去呢？也因此，他的精神大受打击，心理负担很重，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曹寅在扬州病逝，终年54岁，在他弥留之际，曹家的亏空还有23万两。

曹寅死后，他的儿子曹顒继任他的职位一年也病逝了，这样才有了继子曹接任职务。但曹其人，一来年轻没有经验，二来办事能力也不行，要继续偿还亏空，可谓难上加难。

那么，那时的曹雪芹在哪里呢？红学家们认为，曹雪芹是曹顒的遗腹子，曹是曹雪芹的叔父。

在此期间，很多贪官被抄家，因此而自杀的权贵也层出不穷。在这样的大势所驱之下，曹家不可能成为例外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雍正得到密报，有人说曹家人正在转移财产，以躲避制裁，雍正一怒之下，下令查抄曹家。

但是查抄曹家的结果是令人意外的，不但没有抄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反而抄出了一堆当票。雍正还让人把曹家在北京的房子和原有的仆人还拨了一部分，以让他们可以维持生活。

综上所述，曹雪芹家与雍正基本没有过结，曹家的问题并不属于政治问题，所谓的问题也都是康熙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，由此才造成了曹家的衰败，曹雪芹也因家族的巨变遭受了人生的重重苦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