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为对话精编：

搜狐商学院：遗赠税该不该收？

牛华勇：实现共同富裕，有两个前提，一是在蛋糕不断做大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更容易实现。因为有新增加的蛋糕，切新蛋糕的时候大家不太容易感觉到痛。如果在老蛋糕上切，大家反对的情绪会比较激烈。

二是在蛋糕做大的情况下要公开透明，要通过法制体系把新增的蛋糕重新切分。在过去30年中，我国在房地产行业一直快速增长，现在已经处于接近饱和的状态。如果继续靠以前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很难解决问题，现在正在往一个更加精细化、提高产业结构的方向发展。

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在富裕国家征收的一种税，中国是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国家。我们既有一定比例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也有大量的中产阶级，和很大比例刚过温饱线不久的阶层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对于少数极度富裕阶层，征收比较高的遗产税和赠与税，条件正在逐步成熟。

搜狐商学院：在我国征收遗赠税应具备怎样的条件？

牛华勇：首先是上一代的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，要面临第二代传承了。现在，改革开放80、90年代的一批企业家的企业，正在走向第二代传承。有二代传承才有征收遗赠税的可能性。

以前不征收遗赠税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税基小，税基小的情况下征收的成本比较高，比如只有三个人达到征收点，税务局还得专门成立一个征管科。有很大的税基征收成本才会低，所以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时间点。而且，遗赠税的征收对于普通老百姓基本没什么影响。

搜狐商学院：遗赠税的起征点设到多少合适？

牛华勇：不同地方可以设定不同标准。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城市，由于财富水平高，如果有住房遗产传承的话，一套住房价值可能在千万以上，同样的房子在县城价值只有六七十万。所以，不同地方的标准可以不一样，初期设定的起征点要稍微高一些，不要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

搜狐商学院：您觉得征收遗赠税的具体的税率是多少合适？

牛华勇：从税法上来讲，公平角度来看，像所得税类、收益税类或财产税类这些税，采取超额累进的方式征收比较合适。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最高边际税可以比个人所得税更高，比如可以按从0到60%边际税率递增。当财产比较少的时候，可以象征性征收3%、5%，提高一下税收的意识。如果有几十上百亿的遗产，最高边际税率征到40%、50%、60%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。

搜狐商学院：在一些国家征收遗赠税的过程中，人们会有各种措施来避税，比如买信托、给子女工作单位捐款，再以工资形式发放给子女等。如果我国征收遗赠税，如何避免这种情况？

牛华勇：遗产税、赠与税征收过程中有很多条款，要通过这些条款来避免逃税行为，但逃税的行为是不能百分百避免的。要看对偷逃税行为的惩罚成本和偷逃税所获利益之间的关系，税收并不是管得越紧越好，而是有一个最佳水平，就是社会各界横量相关成本时的边界值。

搜狐商学院：在税收的过程中，我们对科技企业有一定的优惠，您觉得在科技企业发展的过程中，政策方面还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？

牛华勇：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，需关注三个层面。政策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期的层面，更高层面是宏观环境。要创造鼓励大家科创、创业的社会氛围。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国家鼓励科创的氛围非常好，最近两年随着经济波动尤其是疫情影响，科创氛围比15年前淡多了，我们需要去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。

第二个层面，才是政策层面。政策层面有两类，一类是税收政策，但是税收的作用是有限的，金融市场环境比税收政策更加重要。有更积极稳健的资本市场，创新企业才能有好的市场定价，市场定价好才有人愿意投资，VC、PE、IPO、再融资等整个科创的链条才能打通。创业的金融做得好，就能够引导人们去做科创工作。资金、技术、商业都具备，才是一个好的科创企业。在2018到2019年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排行榜中，我国企业占40%的比例，跟美国相当。但是近两年尤其是疫情以来，受影响非常大，我国独角兽企业每年只新增十几家。主要原因是市场估值上不去，因此我们要重振信心，让大家对未来有一个好的预期。

第三个层面是具体落实到企业的政策，给企业税收优惠一定程度上虽然是一种激励，但是我个人不主张给某种类型的企业单独的优惠。现有的税法中对科创企业的优惠已经成体系了，如果再多一些也行。但是税收或产业政策的出现，有时候会鼓励企业造假或骗取政府补贴。所以，政策还是要以宏观经济政策或整个金融市场为核心出台。税收政策一旦出台要在长时间保持稳定，不该经常变动，这也是税收的一个特点。

搜狐商学院：如何营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环境？

牛华勇：我最近提出一个词“还经于民”，就是我们把经济的决策权交给老百姓，交给企业。凡是企业能决策的，政府一定要从里边抽脱出来，政府要做的是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。

搜狐商学院：作为外贸主体，中国民企在走出海外的过程中，如何适应当地的环境？在经营方面您有什么建议？

牛华勇：我国企业真正大规模走出去也就十多年的历史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，在那之前只有少量企业出去探路，在那之后开始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去。我国企业走出去经历这样的第一阶段后，目前处于第二阶段。

第二阶段，是在文化上进一步和在地文化进行融合，文化融合在初期可能会很痛苦。比如初期我们派了大量的干部、员工到当地市场去，时间久了发现当地人和我们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。当地人可能觉得你用我们的资源赚了很多钱，可我们的村民不能去你那里工作。另外，有些地方相对比较艰苦，可能政治稳定、经济稳定都是问题。

最近几年民企发生翻天覆地的本质变化，民企越来越多地和在地进行融合。因为经济环境、法律环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，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和当地的企业、社区、社会环境、政府、NGO组织打成一片。

搜狐商学院：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培养一些当地干部？

牛华勇：是的，目前就是这样。要在当地培养既了解当地文化，又能够讲中文、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型人才。

就像1980年代、1990年代，当西方企业、港资企业、台资企业来到内地时，需要大量有国际背景、国际经验的中国人作为高管。当时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、新加坡的很多人才起到了过渡作用。现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大企业的高管都是内地化人才，当年是将了解内地文化的人才先在香港等地进行本地化培养，然后派驻到北京、上海等地做管理工作。

今天，中国企业走出去，需要大量了解中国文化、精通当地文化的在地人才作为企业管理的桥梁，这是非常核心的。另外，走出来办企业要融入当地，而不能与当地切割开。一定要考虑到当地政府、社区、居民的感受，要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，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，实现双赢局面。

搜狐商学院：您如何看待小米在海外被罚的这个事情？

牛华勇：印度政府和小米双方就此事各有自己的看法，目前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。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相对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介入，进行调查，很快就能知道这件事的原委。就目前看到的信息不好做判断，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，等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出来。

搜狐商学院：我国外贸企业的构成是什么样的？

牛华勇：近些年的出口产品中，初级产品占比越来越少，机电产品、高科技产品、数字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高。尤其近几年，随着国家技术发展，新能源车和相关产业急速发展，成为亮点，在出口结构中的比例越来越高。

搜狐商学院：外需减弱的情况下，小微企业如何促订单扩市场？

牛华勇：从前几个月的外贸数据来看，跟新能源汽车有关的订单一骑绝尘，其他行业都表现平平。有两点原因：第一，新能源的国内市场很繁荣；第二，我国在新能源领域技术专利在全球排第一。随着产业结构的提升，以科技为导向的产业集群能产生非常大的带动作用。目前培育出来的是以新能源车为核心的第一个产业集群。

小微企业要想在下一步竞争中取胜，要积极布局和科技产业、科技链条转型升级有关的行业中去。小微企业作为产业集群中的一个点，要有目标和能力去做隐形冠军。想办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转型，有大量之前在中国已经规模非常大的产业，大概七成的企业走量，三成的企业走品牌，以前走量的发展很快，走品牌的发展慢，但是现在走品牌的可以快速脱颖而出，而走量的反而出现很大困难。无论小微企业还是大企业，都要从以速度扩张为导向，转变为以品质提升为导向。

搜狐商学院：现在的产业链外迁，是不是倒逼着我国产业升级？是不是跟产业升级是同频的？

牛华勇：对，对产业链外迁很复杂。第一类是在中国已经没有利润空间的企业；第二类是为了避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，直接到第三国生产，满足第三国及其周边的市场需求的企业；第三类是主动积极布局全球市场的企业。

搜狐商学院：在包括食品、科技、服装等众多产业中，哪类产业适合外迁，哪类产业适合留下来？

牛华勇：适合外迁的产业，第一类是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，我国人口红利消失，年轻人也不会像老一辈一样大量去工厂做苦工；第二类是在国外市场有优势的产品，适合本土化研发、本地化生产，比如科技类和电影。

以电影为例，《三国》可以出口到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众多国家，因为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华人市场，大量体现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东西都可以很好地国际化，两个年轻人在大理谈恋爱就可以吸引各国人民来到大理。

搜狐商学院：在走出海外的过程中，一些小微企业不具备外迁的条件，如果在本地进行产业升级又不具备资金、人力、技术，这部分企业该怎么办？

牛华勇：这部分企业在大的产业集群里，就像大片的珊瑚礁旁边的小鱼，珊瑚礁上长珊瑚，旁边有植物、鱼群，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。像腾讯或者是阿里这样的企业，都能形成一个生态系统，小微企业需要盯着这个生态系统，就在珊瑚附近游来游去，不要往大海里试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