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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新冠疫情的暴发严重冲击了全球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。一方面，为防止疫情蔓延，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边境限制的举措，导致多国农业生产，尤其是欧洲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风险。例如，据农业农村部境外涉农信息显示，意大利生产的超过25%的食品依赖于37万名来自国外的季节性工人，英国每年依赖超过10万名工人收割和加工农作物。

另一方面，新冠疫情蔓延诱发“粮食民族主义”，国家基于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立场，对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实施管控，扰乱了全球粮食市场，使得粮食进口国陷入恐慌。此外，全球运输业也因疫情暴发陷入停摆，导致粮食跨境流通受阻。事实上，2019年全球粮食产量较上年有所增长，但由于运输受限，加之出口管控，致使市场上销售的粮食数量并未增加，全球粮食供应趋紧。

▲2019年8月25日，在也门首都萨那，一名儿童领取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粮食。 | 新华社发

其次，全球经济发展放缓，贫困率居高不下，这限制了农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粮食购买力。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关注供给，还应重视获取。无论市场上销售的粮食数量多么庞大，若无法装入自己的碗中，也依然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。农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有限，前者以务农为生，经济实力远逊于从事第二、第三产业的人员；后者受性别不平等的影响，资源获取力较弱。在粮价持续走高的背景下，农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只能将有限的收入用于维持基本的温饱，根本不具有食物选择权，无法获取健康的膳食营养。营养不良多存在于这一群体之中。

▲2月15日，在南苏丹马多勒，儿童们站在营地内。联合国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南苏丹去年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达到130万。 | 新华社发

再次，战争与冲突频发，粮食生产环境遭到破坏。国内秩序稳定是确保粮食产业平稳发展的前提。但自2010年以来，地区动荡和国家失序呈常态化，这在西亚非洲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。脆弱的生存环境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，原先粮食尚可自给自足的国家，也因冲突的爆发而陷入粮食危机，这从叙利亚战争所造成的重度粮食不安全便可管窥。此外，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在全球27个粮食危机预警国中，也门、叙利亚、阿富汗、苏丹、索马里、南苏丹、伊拉克等多国的粮食生产都深受战争或冲突的影响。同时，冲突的余波还将在后冲突时期继续威胁粮食安全，一是因为冲突造成国家机器停转，战后恢复农业生产尚需时日；二是因为冲突诱发难民潮，难民外迁加重了接收国的粮食供应压力。

▲2020年7月1日，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苏库尔的郊外，成群的蝗虫趴在树枝上。 | 新华社发

最后，生态环境恶化致使粮食生产所依靠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。农业是与生态环境联系极为密切的产业，耕地、水源、土壤等要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物质保障。但近年来，伴随全球气温持续升高，降水量逐渐减少，海水加速蒸发，导致干旱频发，农作物生长缺少充足的水源，极大地制约了粮食产量的提升。另一方面，生态环境恶化，易诱发尘暴、风暴、海啸、洪水、蝗灾等极端灾害，从而造成耕地退化和土壤肥力下降，损害了粮食体系的生态平衡。

上述四个因素并非独立存在，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影响。如新冠疫情加重全球贫困，冲突和贫困处于恶性循环之中，自然资源的减少导致国家为争抢资源而爆发冲突，等等。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，增加了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难度。

综合来看，上述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粮食安全的两个核心议题：天灾和人祸。相比较而言，人祸比天灾，对粮食体系的破坏性更大。因此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合作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时，除了要与自然和平相处，还应共同维持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定，缩小南北差距，推动南南合作，赋权女性等弱势群体，以期增强粮食体系的韧性，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综合绩效。

作者：张帅（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）

编辑：沈钦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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